国外关于产品质量管理的法律规范较为分散，主要体现在对一些特殊产品，如食品、药品 的质量监督管理上，很少采用我国的立法模式，在一部法律之中对一般产品的质量作出监督 、管理规定，如日本《食品卫生法》、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日本《药事法 》、英国《一九六八年药品法》等。这些国家缺乏对一般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的立法与这些 国家的国情和关于产品质量的理念有关，它们认为，产品质量主要依靠市场竞争，通过市场 竞争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而不是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来保证产品质量 .表现在法律上则主要依靠合同法、侵权法、产品责任法等来调整产品质量关系。因此，我 国《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产品质量监督和法律制裁(主要指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部分亦是颇 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在尊重生产者、销 售者的自主经营的前提下，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提高一国产品质量水平，维护社会整体利 益的角度出发，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行为进行监督。表现在法律上则我国的《产品 质量法》并非一般的民事法，而包含更多的经济法制度并体现经济法的特征。国家既然要对 产品质量进行监督，首先要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作出规定。《产品质量法》第 3章对其作了规定，这也是国外的产品质量立法很少涉及的。新法对本章内容未作较大修改 .(注：修改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第27、28、35条，主要是加重生产者对产品的提 示义务。)

新的《产品质量法》在产品质量的监督和罚则两章中作了较大的修改，是本次修改《产品 质量法》的重点，修改之后这两章的内容及总则的内容更加丰满，操作性更强，各主体的权 力(权利)义务更加明确。其主要特点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在产品质量工作中的职责， 建立了企业产品质量约束机制，加强了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手段，特别是对生产、销售违法 产品的行为加大了法律制裁的力度。此外，在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认证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赋予质量监督、质量评价等权力的同时，增加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和防止滥用权力的规定。政府对产品质量的介入和干预在修订之后的《产品质量法》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立法者的意图是通过强化质量监督部门的行政职权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关 于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和行政处罚修改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强化和规范了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职责：(1)新的《产品质量法》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把提高产品质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制止 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保障产品质量法的实施。将产品质量纳入政 府宏观经济工作和长远发展计划之视野，体现产品质量并非只是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事情 ，也是政府的管理范围。(2)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或者循私舞弊，包庇、放纵本地区、本系统发生的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产品质量法 规定的行为或者阻挠、干预依法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3)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地区、本系 统。这有利于防止政府的限制竞争行为，防止地方、部门保护主义。(4)规定国家对产品质 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首次规定了申请复检制度，有利于监督产品质量 监督部门的检查行为，维护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正当权益。(5)规定了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 其他国家机关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 经营活动。这一规定有利于防止官商结合，防止政府的限制性竞争行为和企业利用政府的不 当影响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和规范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也 是防止权力滥用和政府腐败的重要措施。在现代法治下，行政权力的扩张和强化大量表现在 经济法中，除了依靠行政法的“控权”作用外，经济法也需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监督和约束 ，以防止权力滥用，损害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

第二，赋予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必要的行政执法手段，加大执法力度。新的《产品质量法》 规定，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行为查处时，可以 对当事人实施现场检查，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 发票、账簿等资料，可以对有根据认为有缺陷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 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该条强 化了执法部门的权力，但对权力的行使缺乏应有的程序规定以及相应的监督措施，容易侵犯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加强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督约束。新法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作了相应 的修改。并增加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对依法组织的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拒绝。对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 ，视情节责令改正、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拒绝依法组织 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意义重大，实践中检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遭到当事人拒绝甚至暴力抗拒 的现象时有发生。据2001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各地在“打假”联合行动中，工商 执法人员遭遇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据全国11个省工商管理机关不完全统计，近期“打假 ”受阻的案件达76起。仅湖南、河南两省就遭遇暴力抗法43件，执法人员受伤13人。(注：《人民日报》2001年1月2日，第5版。)

第四，加大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新法中涉及对生产者、销售者的行政处 罚的条文有17条，几乎占据了该法全部条文的1/4，而第4章损害赔偿仅有9条，涉及实体内 容的仅有7条。新法对生产者、销售者的行政处罚措施规定详细且操作性强，立法者试图用 加大行政制裁力度的方法来监督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行为。其主要的修改内容有：(1 )将原法的以违法所得为处罚基数改为以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 货值金额为处罚基数，并对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作出规定，这便于实际操作，同时也加大了 处罚力度。(2)将原法关于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才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销售者凡销售禁止销售的产品的( 包 括缺陷产品)，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只是对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 产品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修改是一重大改进，因为执法机关很难证明销售者对产 品缺陷是“明知”的，容易使销售者逃脱法律责任;另外，销售者对缺陷产品或法律禁止销 售的其他产品较生产者难以控制和识别，不问其主观状态，一律给予相同处罚，有失公平， 对其处罚采用一定程度的过错推定的办法，由销售者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减轻责任的举证 责任较为合理;但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禁止销售似乎不够，应增加为“不知道且 不应知道”更为周延。(3)对生产、销售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的，不仅要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处以罚款，还要没收违法所得;对专门用以生产缺陷产品、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或以假充真的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也应予以没收。(4)将禁止销售产品用 于服务业的经营者，依照本法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予以处罚，只是对其主观状态要求不同。 (5)为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或者为以假充真的产品提 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主观上有恶意者应承担法律责任。此外，在广告中对产品质量作虚假宣 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依照《广告法》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新法还对产品检验、认证机构的设立和权利义务作了规范，并规定相应的责任。

概言之，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和产品质量的行政制裁成为中国的《产品质量法》制定和修 改的重心，与国外形成对照。政府的干预和介入成为《产品质量法》立法主要的指导思想。 国外的产品立法主要规定产品责任，因此，产品立法的部门属性整体而言可归人民商法;而 在中国，产品立法由于其上述特性，其更多的是体现经济法的理念和特征，就其部门法属性 而言，整体上应属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