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或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借款合同，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催告后、必要的债务履行准备期届满之次日起起算，但自债的关系成立时起超过20年，不予保护。因此，对于未定履行期限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而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或者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结束的次日开始计算。

也有的观点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权利能够行使说”，认为无履行期限或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合同，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债权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债权可以行使且应当行使的开始时间。持”权利能够行使说”观点者还认为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更能体现时效制度的价值，防止债权人长期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起算方法，只要债权人一直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就一直不起算，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内，债权人起诉的，都将得到保护;但如果债权人主张曾给债务人以催告，债务人收到催告的，时效期间从催告的履行准备期届满时起起算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说，行使催告权的债权人，只能在两年的时效期间内受保护。而对权利放任自流、不管不顾的人，却要在20年的时效期间内受保护。这一结果与时效制度关于”权利上的睡眠者，不值得保护”的立法理由相悖。

笔者认为，虽然诉讼时效的设立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诉讼时效的起算还是应当从债务人拒绝履行债务或在宽限期满未履行时起算，因为只有此时债权人才有理由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也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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