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行法律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精神制度，是以《民法通则》第120条为基础，以《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补充，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主体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2002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是目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渊源，被称为是继《民法通则》之后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第二个里程碑。目前，我国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权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格权利和人格利益

(1)人格权利

人格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两个方面，其中，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此外，在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之外，法律还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其它人格权，包括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两个方面。

(2)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指尚未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滞后，有很多的人格利益尚未被确定为人格权利，如隐私权、安宁权等。《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它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人格利益属于人身非财产利益，范围非常广泛，隐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

人格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只能为活着的人所享有，但是，在公民死亡之后，仍然享有一定的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利益理应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以及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规定，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更好地保护了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二)身份权

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因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时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监护权、亲属权以及《婚姻法》确定的配偶权，非法侵害了他人的这些权利，也应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具有人格因素的财产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

《解释》突破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身权利遭受损害的观点，有条件地扩展到了侵害财产权的场合，但仅限于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丢失或毁损。

2、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

纵观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认为，仍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所用语言模糊，混淆了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关系。

《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它损害情形的为精神抚慰金”。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人认为，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重合的关系，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理由如下：

(一)精神抚慰金是对死者近亲属以及其它受害人心灵痛苦的一种安慰，而死亡补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预期可得物质利益的补偿，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称为物质损害赔偿金，可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如果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理解为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低于5年。难道说死者的近亲属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与死者的年龄有必然联系吗?

(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亲属除根据第十七条规定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之外，还可以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不正是明确地肯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吗?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人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再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另外，这样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遗漏了对贞操权的保护

贞操权是指自然人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而享有的一项人格利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并非女子所特有(6)。 在人类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贞操的观念进一步充实，从开始的违反乱伦禁忌为失贞转变为婚外性交为失贞，贞操成为夫妻互负的义务。贞操权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权利，是与当代社会普遍发展的权利意识相适应的，我国刑法和行政法都规定对侵害侵害贞操权的行为给予处罚，但是这种权利却没有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憾。

(4)剥夺了法人和其它组织因其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所以如此规定，有人认为，是因为法人没有自然人的喜怒哀乐，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不同，侵犯法人的人格权利，只能导致法人物质利益的减少，而不能造成其精神上的损害，因为法人就不存“精神”。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如果认为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进而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则会使法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利益，侵犯了法人的人格利益除了导致企业法人商誉的下降、订单的减少、经营的恶化之外，还会导致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名誉的下降，荣誉的损害，即精神利益的减损，而精神利益的减损当然应以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失来补偿。

(5)未建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包括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只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在侵权主体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对于一些因国家侵权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来讲，精神上的损害远甚于物质损害，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公安机关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远远超出其物质损失，依据《国家赔偿法》得到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名的“处女卖淫案”、“夫妻在家看黄牒案”等案件已经充分地报漏了这种立法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