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违约责任是违反产品质量义务的民事责任之一，它的含义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明示或默示担保的产品质量要求而依合同法原理应承担的瑕疵担保责任，通常为交付的产品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质量条件。所谓违反默示担保，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这是一项禁止性要求，也就是说产品必须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具备应有的使用性能，法律、法规规定产品质量必须满足的条件，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排除和限制。违反明示担保，即违反明示采用的产品质量标准以及以合同、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明示担保是生产者、销售者自身对产品质量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可以用产品说明、标识、预先预告、样品等方式表示。

产品侵权责任是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他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

在审判实践中，缺陷产品致该产品的买受人损害，在产品销售者、制造者与买受人即受害人之间原本就存在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就是这种合同关系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发生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之后，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产生两个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是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二是违约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前者依据法律而发生，而后者依据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附随义务、保护义务而发生，形成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两种责任的竞合有以下几种形式：1.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包括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也损害了他人的法定权益，即违反了侵权行为法的规范。2.侵权行为直接构成违约原因，或违约行为导致受害人法定民事权益受到损害。3.不法行为人实施某项侵权行为时，若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事先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则此时会出现既可视为侵权行为也可视为违约行为的情况。例如：某建筑机械厂与某建筑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塔吊的合同，合同约定全部货款33万元，建筑公司预付1万元，待安装调试后付清全部货款，质量要求按建筑机械厂出厂标准执行，在实际履行中，建筑机械厂按约履行了交付及安装调试义务，建筑公司也先后付了1万元定金及11万元货款，余款逾期未付清，后塔吊在使用过程中，因质量问题造成人员伤亡，酿成纠纷。在这个案件中，对建筑机械厂而言，建筑公司存在是否违约的问题，对建筑公司而言，建筑机械厂则存在是否侵权的问题，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性质不同，就合同之诉而言，机械厂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建筑公司实际接收了塔吊并已使用，且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质量异议，建筑公司应及时付清货款，否则即构成违约，而建筑公司因使用塔吊造成人身伤亡的损失，则可以通过侵权之诉解决，而不宜在合同之诉中将侵权损害赔偿作为一个抗辩或反诉提起，这就是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竞合时，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达到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理案件的关键所在。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产品质量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受害人对竞合的赔偿请求权享有选择权，在实际操作上，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诉讼管辖上的选择权。

合同纠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竞合时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

2.赔偿范围上的选择权。

合同的损害赔偿旨在赔偿受害人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损失，从而使受害人获得从交易中应该得到的利益，产品致害行为的受害人如果因此遭受了重大的可得利益损失，受害人并可以就此举证，那么允许受害人选择合同责任，就可以得到可得利益的赔偿，而按照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则难以包括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赔偿，可见，准许受害人选择侵权赔偿请求权或合同赔偿请求权，对于保护受害人是有利的。

审判实践中以下几种情况，当事人可以依照侵权之诉起诉：第一，由于缺陷产品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第三人与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对第三人损害也是合同当事人订约时所不可预见的，如果选择合同责任，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可以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否定其存在，也可因其订约时不可预见违约后果而要求免除责任，这对第三人不利，因此应将缺陷产品造成第三人损害，作为一种独特的侵权行为，由加害人直接对第三人负责。第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害。违约责任只对违约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违约而造成人身伤亡，是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的，因此，不应由合同债务人赔偿因缺陷产品造成的超出了合同法保护利益范围的损失，必须按侵权责任处理，如前述案例中塔吊致人伤亡就是明显的例证。第三，缺陷产品造成的精神损害。对精神损害，判例、学说都不允许受害人根据合同责任而获得精神赔偿，笔者认为，由于精神损害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这种损害又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原则上，受害人不能通过合同之诉获得精神赔偿，如果受害人主张精神赔偿，只能按侵权责任请求赔偿，除以上三种情况外，其他缺陷产品致害，受害人可以选择侵权的诉因或者违约的诉因，向法院起诉，加害人对此无选择权，亦无拒绝选择的权力，受害人选择不明或未选择的，法院应依受害人有利的原则裁判，以帮助受害人采取有力的司法救济，从而保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数额未设限制。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额很高，法院判处高额赔偿金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在1981年的“格林萧诉福特汽车公司”案中陪审团认定，被告蓄意销售处于危险状态的汽车，仅惩罚性赔偿金就作出了1.25亿美元巨额的的决议。后来加州的桑塔—阿纳管辖法庭在判决时没有接受陪审团的决议，而将惩罚性赔偿金减为350万美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见在美国的产品责任赔偿金的数额是相当高的，以至部分生产者和产品责任人不堪重负。因此，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出现了损害赔偿的限制，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公平。

为避免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出现的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问题，各国开始规定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0条规定，因人身伤害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其最高限额为1亿6000万德国马克。《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6条则允许各成员国对因同一种类、同一缺陷而导致死亡或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额定一限额限制，其最多不得多于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未对赔偿限额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既无法充分保障受害者权益，又无法使加害者受到惩戒，因此，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做法，对赔偿数额作出最高限制。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应对产品责任 的赔偿数额作出最高限制。笔者同意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虽然照顾到我国当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尽最大程度的满足，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富裕。随之对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数额要求也在大幅度提高。仅精神损害赔偿，1997年“贾国宇案”提出的6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现在已算不上什么大数额，如今动辄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赔偿要求层出不穷，甚至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更何况将来惩罚性赔偿金的确立。我国应该从长远出发，不能走美国产品责任诉讼出现的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道路，以至于使企业不堪重负，扼杀其开发、设计新产品的积极性，从而限制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为了推动企业的进步，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应在权衡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规定产品责任诉讼的最高赔偿限额，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超出限额的规定，笔者建议，国家可建立官方的赔偿基金会，该基金会向有关生产者、制造商收取一定的会费，收取会费可参照一定的基本条件制定相关的数额及比例，其超出部分可按比例由国家设立的基金会承担，而达到最终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