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涉及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它们两者并不统一。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但这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的、复杂的。同样在刑事诉讼中，为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必须按认识论的原则设计程序。因为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障，那实体公正的实现会遭到更大的质疑。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司法公正大打折扣。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之正义。“与程序公正性和结果公正性相比，程序经济性毕竟属于次一级的价值标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要求死刑复核程序规范化、科学化，死刑核准权上收是尊重生命的必然选择，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始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如何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笔者认为主要从完善立法、收回复核权、改进复核程序三方面着手。

(一)完善立法规定，解决立法冲突问题。

第一，要解决存在于复核权的立法冲突问题。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死刑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只有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核准权。《人民法院组织法》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部分案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

第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范围。修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复核范围相互矛盾的规定。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笔者认为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应考虑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法第48条中“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予以去掉，使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则可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

(二)收回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目前中国死刑制度法治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的核准权;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于2005年3月10宣布死刑核准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主要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手不够，经费不足，难以行使全国范围内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人手和经费，而在于有关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眼光和韬略。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是统一的，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情，因此，死刑核准权理所当然只能由中央司法机关直接行使。

国际人权法强调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将死刑复核程序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是中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方面与国际人权法接轨的必然要求。

横看当今世界，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包括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死刑存废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对死刑运用的最终审查权，无论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纵观中国千年历史，即使是经常滥用死刑的封建社会，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多数时期也由中央直接掌握，直至由皇帝亲自勾决。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实现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和全国死刑适用标准一致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人权、纠正死刑核准中违背《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然要求。中国已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 ，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是切实履行宪法的必然要求，从而避免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更是它的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渎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死刑案件的增多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也有一定的关系(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死刑适用标准失控，从而死刑案件增多，而死刑案件增多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障碍，由此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就可以从严掌握死刑适用标准，从而减少死刑案件，这样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承担死刑核准工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由此笔者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死刑缓期执行的核准权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核准权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核准死刑，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在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立巡回死刑复核法庭。

二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内增设死刑复核庭，负责对全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使死刑复核程序实质化。

(三)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让控、辩双方参与到此程序中来。

这一方面是为了完善诉讼构造，保证程序公正。司法过程的公开性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担心复核程序诉讼化，会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从而妨碍死刑威慑作用的发挥。但是在公正和效率双重价值的选择面前，我们应优先选择公正，死刑即便是有威慑作用也应以死刑的准确性为前提。

另一方面这也是控辩双方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连续性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从程序启动到一审、二审都赋予了控辩双方广泛的诉讼权利。在执行程序中，检察机关和被执行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