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进入中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制度并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梳理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被设计得如此复杂及多样;而且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已远远超过了民事执行制度和刑事执行制度。如果我们用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时间流程来考察这种强制执行行为时，就不难发现它有下列诸多的种类：

第一类，行政事先执行

所谓行政事先执行，系指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前，无须等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更无须等到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裁判后，就能依本身的职权实施强制执行的行为和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在理论上是以大陆法系“行政行为的效力”学说为基础。

这种执行的特点在于：1.执行主体是行政机关，不是司法机关;2.被执行人是被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3.执行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4.执行所发生的时间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以后，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到期之前。

第二类，行政复议期间的执行

关于在行政复议期间，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执行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早已有明确的规定。

这种执行的特点在于：1.执行主体是行政机关，准确地说，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复议机关，更不是司法机关;2.被执行人是被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3.执行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4.执行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行政复议期间。

第三类，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的执行

这类执行制度由《行政诉讼法》第66条所设定。

这类执行一方面发生在司法救济即行政诉讼之前，所以它不是行政诉讼期间的执行;另一方面又不存续于整个行政管理阶段，它有特定的时间条件，那就是只有当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才能发生的执行，因而其时间上比第一类执行，即行政事先执行要晚。

这种执行的特点在于：1.执行主体一般情况下是人民法院，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2.被执行人是被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3.执行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4.执行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但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

第四类，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并行政机关不申请执行时的执行

这一执行不是来自于《行政诉讼法》，而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

这种执行的特点在于：1.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不是行政机关;2.被执行人是被行政裁决确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行政相对人;3.执行内容是行政裁决确定的内容;4.执行所发生的时间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裁决之后，但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

第五类，由行政机关选择的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第87条第2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这一规定的意思是，如果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那末行政机关就有选择权：它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自己依法强制执行;但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也可以不受理。

这类执行，从时间上看，它限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的所实施的执行。因而可以说，实质上它是对第三类执行的补充，第三类执行的主要特点均适用于它。

第六类，行政诉讼期间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这是解决在行政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被行政机关执行的问题。

这类执行的特点是：1.执行主体是行政机关;2.被执行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3.执行内容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4.执行时间发生在行政诉讼期间。

第七类，司法裁判前的先行司法执行

这是解决在司法裁判前，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被人民法院执行的问题。

这一执行有下列特点：1.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2.被执行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3.执行内容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4.执行时间发生在行政诉讼期间，但在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裁决之前;5.执行的条件非常严格，限于“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如果申请人是“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的话，它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八类，对生效司法裁判的执行

这是解决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裁决之后如何执行的问题。从时间流程上看，它是一种最后的执行。

这一执行的特点是：1.执行主体可以是人民法院，也可以是行政机关;2.被执行人也既可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能是行政机关;3.执行内容是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4.执行时间发生在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之后;5.执行的条件是当事人不履行司法裁判。

上述“个体化”而“多样性”的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显凸了它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没有穷尽所有情景下的执行行为。

二是，各项具体制度之间所体现的精神出现不协调甚至矛盾。

三是，强制执行的分类标准凌乱，导致行政强制行为定性和规制困难。

对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行为作“定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其立法上的“归宿”，即鉴于某一执行行为的性质，把其纳入某一法律的调整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强制是指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组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

上述定义并未廓清行政强制执行的外延，反而是问题更加混沌。